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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殉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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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皮腐烂的气味越来越重,李教授等人催促快点离开这里,我也不想继续待在这里,众人开始离开这里。

    由于四周过于黑暗,大家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没走多远我们再次无聊一具尸体,从外形上判断和刚才的尸体一样都是人皮石像,因为刚才遇到了这种情况,众人并没有像刚才那样惊慌,按照胖子的想法割开看看,李教授等人上前阻止,如果在割开的话,又会被熏的哇哇大吐,这样的话还不等离开这里就会吐的脱水不可,胖子见这样就此作罢,和刚才不同的是刚才那具尸体是男性,而这句尸体确实女性。

    和上具尸体不同的是,这句尸体服饰比较完整,李教授上前仔细观察很久之后说,从服饰上判断尸体应该是战国时期的服饰,服饰上的花纹具有明显战国时期的影子,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时期之后的大变革时期,李教授说关于战国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元前475年,另一说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国时期包括二周灭亡前和二周之后秦灭六国完成之前。二周于公元前256被秦国所灭,次年起史家以秦王纪年。周朝在秦朝建立之前就灭亡了。

    经过春秋时期的旷日之久的争霸战争,周王朝境内的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三家分晋后,韩、赵、魏跻身强国之列,战国七雄格局正式形成,这七国分别是:燕、赵、魏、韩、楚、秦、齐。除最为强大七雄外,周王朝境内还存在着一些小国,但其影响力远远不及战国七雄,只能在它们的夹缝中生存,且最终为七雄所灭。周王室名义上为天下共主,实际上已形同灭亡。诸侯国互相攻伐,战争不断。

    “战国”之名,源自西汉刘向编注的《战国策》。公元前453年,晋国大夫韩、赵、魏三大家族打败智氏,继而瓜分晋国,奠定了战国七雄的基础。

    战国上承春秋乱世,中续百家争鸣,后启大秦帝国。是中国的思想、学术、科技、军事以及政治发展的黄金时期,史称“百家争鸣”;与此同时,图强求存的各诸侯国展开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变法和改革,如吴起商鞅的变法图强;而在兼并战争过程中,如张仪、苏秦的纵横捭阖,廉颇、李牧的战场争锋,春申君、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的政治斡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成语和典故。而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战国时代也塑造了中央集权的君主****社会的雏形。

    而云南这个地方在战国时期,是滇族部落的生息之地。云南即“彩云之南”“七彩云南”,另一说法是因位于“云岭之南”而得名,,是中国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疆域主要在以滇池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历史学家惯称为滇族。公元前278年,楚将庄硚率领一支队伍到达滇池地区,其目的是征服当地人归附楚国,后因归路被秦国所断,就留在滇池地区,建立滇国,都城在今晋宁县晋城。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滇国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存在了五百年,出现于战国初期而消失于西汉初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

    也就是说我们身处的古墓是滇国的,李教授说到这里非常激动,后来才知道滇国在中国的考古历史上算是一个迷的存在,在之前只有历史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提到滇国,可是从来没有找到实物证明,后来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出土的文物几乎代表了滇国时代青铜文化的精品,有滇国重器贮贝器、铜编钟、带金销的剑、黄金珠、玛瑙、玉、车马饰和造型奇异的铜扣饰。它们价值连城,代表着一个湮没了的云南古史上第一个地方政权——古滇王国的真实存在。

    让考古学者和国内外专家最震惊的是滇国的青铜器和铜鼓,美轮美奂的青铜文化,是这个古老王国的背景。她们极为精美,工艺水平极高,其风格和造型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绝无相同之处,是一种在独立的地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毫不逊色的文明。这个神秘的古代文明,似乎也按奈不住寂寞,在消失了很多世纪之后,又悄悄地掀开了一条缝隙。

    滇文化必须要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界定。其实所有这些千古之谜与现代的联系线索有两个,一个是花腰傣,另一个就是铜鼓。顺着这两条线研究下去,滇文化研究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成果。”

    铜鼓是古滇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证据,世界公认中国云南是起源地。铜鼓,由实用器逐步演变成礼器、重器,最后上升为权力和实力的象征。

    铜鼓从云南一直流传向广西、东南亚一带,考古发现当时铜鼓的影响力已经蔓延到了南亚的巴基斯坦。怎样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铜鼓的起源、铸造、演变和传播整个过程还原出来,再现世人的面前,是当前最需要做的一大课题。由此我们还可以联系到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和我们很熟悉的茶马古道,从李家山墓地发掘出的琥珀珠和贝币来看,更证明了当时与缅甸有商道可通,这些信息反映了古滇国的一种远距贸易。古滇国文明还直接渗透和影响了越南的东山文化……

    李家山青铜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类似的之处。三星堆文化现已上升到了长江文明的起源的高度。而中国北方和中原的青铜文化由于交流频繁,所以又有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近亲繁殖的现象比较突出,体现在出土文物上风格造型的大同小异,惟独李家山青铜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几乎和东汉以前的北方文化无任何交叉点,无论造型、纹饰,还是所表现的主题,都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可以算是中国青铜时代中最活泼最灵动的构成,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和想象力,是云南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面对这样的作品,能让人产生创作的莫名的冲动。特别是贮贝器和扣饰,工艺精湛,被誉为中国青铜器的精华。还有青铜冶铸工艺上采用的失(蚀)蜡法(此类铸造工艺最早很可能起始于云南),难度极大,铸造精致,可以说是当时工艺技术上的巅峰,曾对飞机发动机的精密制造产生过影响。作为一个云南人,我们完全可以为先民的这些辉煌成就而感到骄傲。

    李教授继续说道:“古滇国的工匠们不但能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他们已经能够掌握铸造技术中铜和锡的合适比例。兵器中锡的比例较大,以使其硬度提高;装饰品中锡的比例较小,以便造型,反映出古滇人已熟知不同金属的性能。有的器物表面经过了镀锡、错金、鎏金的处理,镶嵌以玉石纹案,有着对称和端整的外形,花纹精致繁缛。贮贝器和一些扣饰上的人物,虽不过3公分大小,但都眉目清晰,面部表情可见。器物上线刻的纹饰很浅,但技法却很熟练,都是两千年前工匠们凭手工刻画的。这些文物表明,滇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的青铜文化类型。”

    在古滇国我国考古学者,发掘出了滇王金印,在史记中记载过汉武帝赐赐滇王王印,李教授说道关于古滇国的资料很少,如果这次我们能有大的发现,将会给考古界带来很大的震动,毕竟古滇国是那么的神秘,。

    我问教授古滇国有扒人皮的记载吗?,教授摇了摇头说,古滇国留下来的资料太少,这人皮可能是死者用来陪葬的东西,只不过太过残忍,胖子说这古滇国会不会有扒人皮的喜好,毕竟在战国时期这里被称作蛮夷,有一些奇怪的癖好和埋葬的方式也不定。

    李教授说到:“在古代人死之后陪葬的方式有多种,一是一些金银饰物,这些人活着的时候,享受荣华富贵,死活想把这些东西带在身边,希望自己死后也能享受富贵”

    李教授继续说道“还有就是人殉,人殉是古代葬礼中以活人陪葬的陋俗,是阶级对抗的产物,也是一种残忍而野蛮的宗教行为,每次殉多少人,并无具体执行标准。人殉,指的是用活人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或封建主殉葬。被殉葬者多是死者的近亲、近臣、近侍,以及战争中的俘虏等。在阶级出现的时代里,人殉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古代丧葬仪式”

    而人殉的方式有多种,第一种是吊死,古籍上明确有记载的,朱棣死后“吊死”殉葬者一事。有一点要注意,在执刑前,主事者都会给殉人安排一顿美食,身份高者单独送到房间,身份低的一般集中在一块,集体聚餐。俗称“催命饭”的这顿“最后的晚餐”,是相当丰富的,但由于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谁也无心食用,多半情况是泪流满面,现场哭声震天,

    第二中是毒死,除了逼其吊死,将殉葬者“毒死”,也是常见的手段。朱元璋的殉葬宫妃是怎么处死的,一说是太监将她们吊死的,二说是毒死的,给被选定宫妃强行灌食水银。水银剧毒,食后立马即死。据说被水银毒死的殉葬者,其尸体长久不腐,多年后仍栩栩如生。尸体不腐现象,在中国盗墓史上多有记载。如广川王刘去盗“哀王冢”时发现,墓内有一百多具尸体,互相枕压叠加在一起,但奇怪的是没有一具腐烂。可以推测,一些女人都是殉葬者,尸体历经几百年不腐,与被水银毒死的说法颇相似。还有一种毒杀方法是在给他们最后食用的饭菜中下毒,导致其食后中毒。比较常用的方式是用毒酒,将之赐死。

    第三种是活埋,将殉葬者手脚捆住,摆成一定姿势(造型),将其“活埋”,为了让殉葬者失去反抗能力,有时会使用麻醉剂一类的东西,让其“安乐死”。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古墓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的殉葬女性四肢存在被绳索捆绑的痕迹,这应该是当时被强行殉葬的。有的殉葬女人屈肢侧身,脸朝男性,则是死后(也可能未死前)被摆弄成的姿态,是一种造型,自然死亡者是不可能有那种“规定动作”的。

    还有一种是砍头,结束殉葬者生命的方式很多,最直接,也最省事的手段当是“砍头”,直接将殉葬者带到墓地,就地弄死。

    从野史著述中,还发现更为残忍的结束殉葬者的手段——铁钉固定。清文人袁枚在《子不语》中记录了一则《秦中墓道》的故事,“刘刺史之邻孙姓者掘沟得一石门,开之,隧道宛然。陈设鸡犬罂尊,皆瓦为之。中悬二棺,旁列男女数人,钉身于墙。盖古之为殉者,惧其仆,故钉之也。衣冠状貌,约略可睹。稍逼视之,风起于穴,悉化为灰,并骨如白尘矣,其钉犹在左右墙上。不知何王之墓。亦有掘得土人作卧形者,有头角四肢而无耳目,疑皆古尸之所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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