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的延安与重庆向比还有太多的不同，但如果这些可以说是因为红党的主义与制度更加适合战争的话，那么他们两地的政治生态就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吃惊。
重庆政府是包括延安在内所有中国实力派唯一认可的中央政府，但是很有趣的是，重庆政府的权威并配不上他中央政府的名号，到现在为止，除去日军、红党武装占领的地区外，依旧有新疆盛世才、滇军龙云、西北马家军等大量军阀势力对于重庆的军政令阳奉阴违，即使在重庆国民军中，也是派系林立，他们在对日作战上经常会因为不是自己体系的部队而互相不救援，在民政治理上也会对不是自己体系的人进行刁难。
当然，重庆政府已经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改，但我看到的整改是非常不可复制的，他们是在利用此时特殊的抗战时期，对各地非中央政府势力安插人员，我不知道到了和平时期，重庆中央政府是否还可以做到这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很多军队在得不到附近的援助后便投降倒戈到了日军那方，据说现在中国帮助日军作战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了一百万，而且还在不断上涨，我说的人数并不包括在东北的满洲军。
我个人认为蒋中介虽然对其他势力有办法侵蚀，但对红党力量用这种办法恐怕不会有太多的效果，蒋中介的方法是用钱和权去做交易，这在这个东方国度是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但对于红党来说，我很难相信钱或权力对他们有效果，至少现在恐怕不会有多少效果，就在几年前，他们的主干力量还抛弃了在南方的一切，进行了一场战略转移——他们称之为长征，而当时他们任何一个人投靠白党，都会得到巨额的金钱和极大的权力。
因此，我认为要解决中国的未来问题，只有合作建设政府这一条路，但从新四军事件来看，二党之间隔阂依旧很深，只是因为日军的存在才联合对外，只要这个外力消失，那么中国内战很可能就会爆发，我国必须针对中国这个特殊局势提前布局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而谈到政治合作，红党做的要比白党聪明的多，他们正在学习如何最大程度的和其他可以合作的人一起强大自己，我见过了他们的主席，他们的主席最喜欢用《三国演义》这本书来打比方，他说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分成三种人，敌、我、友，而一个势力要强大起来就必须联合最多的朋友，然后坚决的打击敌人，所以红党最先提出要联合白党对付日军，在国内事务中，又提出联合民主人士对付白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国，红党的潜在朋友很多，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论题。
我在前文说过的阎锡山，他原来是一个反红的白党党员，也是山西的实际统治者，他的详细资料我相信我们有一抽屉，我在和他的谈话发现他现在很支持红党的做法，愿意和红党一起建设国家，我们一开始也认为这是由于****而说出的假话，但我们随后发现并不是这样，阎锡山原来的手下还有很多在此时的军队中担任要职，甚至有一名叫傅作义的将领在军事级别上和红党最高军事领导人的级别一致。
红党的议会——他们叫做参议会或者是代表大会的成员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有红党身份的，不是红党的比红党人士还多，其中就有大量的原阎锡山的部下，这是难以相信的事实。
一般认为，在红党的地方，应该是没有地主、资本家、工厂主的生存地方的，但在延安我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地主、资本家、工厂主虽然被批判，但并没有危及生命，在延安附近的地区，大部分的地主土地在很早前被强制收购，而在我去的山西、山东等地，那边的地主并没有被强制收购土地，而是被要求减少对佃户的租金和利息，其他资本家和工厂主大部分也是如此，只要他们支持抗日，红党就愿意和他们合作，中国红党把他们叫做进步人士，甚至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