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病夫”，这是列强国家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蔑称。百多年来，这个横跨欧亚非、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因为政局动荡、军事衰败、种族冲突以及近代化欧洲国家的冲击而逐渐衰败。在英法俄等列强国家的干涉下，希腊、塞尔维亚、黑山、瓦拉几亚、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帝国领地纷纷独立，还有大量领地被列强割占。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摇摇欲坠的伊斯兰教帝国只能在列强角逐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它有着许多敌人，而无一个盟友，因为谁都认为不值得和它结盟。不过，自从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推翻老苏丹“该死的阿布杜尔”，建立了以他的比较通情达理的弟弟为首而由“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主持的政府以来，在最近六年中，这个曾经统治地中海的帝国又逐渐出现了复苏迹象。
在“小拿破仑”恩维尔帕夏领导下，青年土耳其党人决心重建自己国家，恢复奥斯曼极盛时期的泛伊斯兰统治，但这显然不符合俄、法、英三国的策略，三大列强在这个地区都有争雄的野心，而登上这个舞台的后来者，德意志帝国，也有着从柏林通至巴格达的巨大利益。于是，雄心勃勃的德国皇帝决定充当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保护者。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德国向土耳其派去一个军事代表团，帮助其整编军队，并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发挥了成效，由此赢得了不少土耳其人的好感。
1914年的盛夏，随着欧洲列强一一卷入大战，土耳其人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站队。他们既怕俄国，又不能够完全信任德国，以致于顾虑重重、无所适从。年轻英俊的“革命英雄”恩维尔，双颊红润，黑胡子留得就象德皇那样朝上尖尖地翘着，是仅有的一心一意热烈主张和德国结盟的人，他相信德国是未来的浪涛，
恩维尔帕夏是执掌奥斯曼帝国大权的三巨头之一，动荡的局势下，另外两位巨头并不像他那样对德国人充满信心。他们虽然觉得土耳其加入德国阵营可以获得比协约国更高的回报，对德国人赢得这场战争却没有太大的信心，而一旦协约国得胜，奥斯曼的全部家当就会在胜利者的压力下化为乌有。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准确地说是它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是它最具战略价值的砝码。正因为这个缘故，近一百年来，英国充当着土耳其的保护人，他们宁愿让一个软弱无能、顺从听话的专制君主横踞在它通往印度的道路上，这才支持苏丹反对一切外来者的。就这样经过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终于开始感到厌倦，不想再和温斯顿-丘吉尔所客气地称之为“声名狼藉、衰老垂危、不名一文的土耳其”束缚在一起了。很久以来，土耳其人的苛政、腐败和残暴的恶名，欧洲人一直感到臭气冲鼻。有人甚至呼吁把恶劣得难以形容的土耳其人逐出欧洲，1906年起执政的英国自由党人便是这一著名呼吁的继承人，他们的政策是根据土耳其人半为病夫半为恶棍这一形象制定的
1909年，温斯顿-丘吉尔曾访问君士坦丁堡，跟恩维尔以及青年土耳其党的大臣们建立了他所设想的“友好关系”。土耳其要和英国缔结永久同盟的请求，也是通过丘吉尔于1911年作为中介拒绝的，他以英帝国对东方国家常用的口吻建议说，虽然英国不能同意结盟，土耳其还是不要“回到旧政权那种暴虐手法，或者设法扰乱英国目前那样的现状”来疏远同英国的友谊为好。他以海军大臣的地位，从世界全局出发，提醒土耳其说，只要英国仍然是“欧洲唯一保持制海权的国家”，那么英国的友谊还会有很大用处。可是，不论是丘吉尔或是别的大臣，对于土耳其的友谊乃至它的战争立场，都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结果，英国政府以极其愚昧的手段将土耳其人推向了德国人的怀抱——扣押并最终没收了土耳其人订购的两艘战列舰，“瑞斯萨迪赫”号和“奥萨马苏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