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1号，发现一条暗河，水流比较急，但是有船的话，一定可以撑上去。”
“我们回到原点拆卸废弃的工事，幸好木料是水青冈，虽说是沉了些，木材细密，能承重。忙了一天，终于造好了一艘木筏子，这样青桐古棺就可以拉去暗河的另一头，我们不知道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但也许这样做之后，大家就安全了。”
我合上日记，抬头看了他们几个一眼，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从日记内容判断，那具青铜棺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活动，他们感到很震惊也很害怕，但是科学精神和历史责任心使他们克服了心理障碍和可能会发生的生命危险，选择将铜棺运走，远离了墓葬地。”
他们都认同我这个观点，我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不过我很怀疑日记的真实性，很难想象在那种极端情况下，人不会率先选择逃命。毕竟他们也不是去伤天害理，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完全没有坚守下去的动机。”
梅生伯空出一只手，在我脑门上扇了一巴掌，嘴上一面骂我：“你个小兔崽子，胡咧咧什么？那是个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年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贩夫走卒农民工人，每个人身上都洋溢着极大的热情与梦想，那种使命感是你们这个时代的小青年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认为这日记里写的，就是那名考古队员的朴素想法。”
何晓晴不无伤感地说：“嗯。我外公就是个科学家，我知道他们老一辈人身上的可贵品质，你之前的分析还挺有道理，后面的怀疑却不靠谱。”
张弦也说：“按照当时的情况，他不可能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只能就着空写个一句两句的，这就是本随感随记的流水账。再者说，他又不是写文章，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乱写没有意义。”
张弦说的没错，那个时代很特殊，是全民文化脱盲的时代，一时风雨一时新，的确有记日记的习惯。这种全民日记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了90年代末，直到经济思潮突然炸裂迸发了，它才逐渐被人们淡忘。我打开日记准备接着往下念，却一下子就被日记的内容给惊喜到了。
“1992年5月1号，晚上九点一刻。赵队在洞口做了标记，我们分析了地质构造，一致决定往上游走，这样安全系数变大，有更大的可能保留下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以及我们的研究发现。”
我刚说完，张弦马上问：“你们会不会撑船？”
我们都摇了摇头。
张弦说：“那就没办法了，我是要进这个洞的，你们要是会划船，就自己走，如果不会，恐怕只能跟着我了，不过这很危险，猫脸人就在里面。”
我有些迟疑，本来我就是来旅游的，我当然不想再一次卷入这种漩涡里面，可张弦给我出了个不能选择的选择题。梅生伯说：“小哥这说的什么话，我们一起来，肯定要一起出去的，再说老三的事我还没弄明白咧。”
梅生伯的话让我脸上一阵烫烧，野性子上来了，要是没有张弦，我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我不能这么没义气。我就说：“先上去洞口，看看记号还在不？别搞错了地方。”
张弦还是讲义气的，在下面撑船守着，我先攀爬上去，果然发现洞壁上刻着一个五角星的符号。五角星刻痕深，但是有点细，还有很多花边锯齿的痕迹，应该是用钢刀慢慢戳出来的。我将何晓晴第一个拉上来，接着张弦顶着梅生伯的屁股，将他托了上来。他将撑竿插进竹排间的缝隙里，自己也撑着杆子跳上来，又将竹竿的一头别进溶洞边上的石头缝里，这样船就不容易被水流冲走了。
梅生伯看到那个五角星标记后神情大变，但什么也没说，我看他脸色不对，就想问他怎么回事。这时候张弦说让我们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