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胜于能力，这是最高当局用人的标准。既要是人才又要是奴才，两者缺一都不会大用。军统局长戴笠就是个典型，奴性超过了所有执政党的官僚和新贵，才干则比任何一个执政党的官僚或新贵都不逊色。戴笠不但办事干净利索，思考周全，尽量避免给最高当局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能处处秉承最高当局的意旨，体念最高当局的苦心。所以最高当局作出用戴笠作为标杆，他希望执政党的所有官员都可以达到戴笠的水平。
“信”则是“忠”的保证。最高当局固执地认为如果一个人要是没有“信”，那他的“忠”也有可能是演出来的，非常让人怀疑。在最高当局的心中，中央军的将领们都应该当个纯粹的军人，才能令他安心。
这完全是因为最高当局自己就是军人造反上台，所以才会对掌控着枪杆子的将领们一直保持着如此强烈的戒心，心里面充斥着浓浓的不信任。
“忠信二字不宜分开，夫人还是合在一起点评吧……”
如果黄浩然只是个庸才那还好办，丢到一边就行。可偏偏黄浩然是个很能打的将领，最高当局一方面必须要重用黄浩然，一方面又不完全信任黄浩然。内心非常纠结的最高当局现在想听听夫人的话，希望从中得到些启发。
夫人也明白现在到了重点。抗战之前，黄浩然替夫人赚的不少钞票，送给航空委员会的飞机也着实让她脸上有光。和日本人全面开战之后，黄浩然在战场的表现几乎成了中国军队的遮羞布，是黄浩然用一场场的胜利保全了最高当局的颜面。作为最高当局的妻子，夫人和最高当局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黄浩然保住了最高当局，也就等于保住了夫人。所以对黄浩然，夫人还是相当欣赏的，说起话来自然褒奖的成分更多。
“黄浩然忠不忠，其实只有要说两件事就有答案。其一是守南京，想想那是怎样的局面？除了想要赌一把翻身的唐生智，政府上上下下多少将领，可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赴国难？日军还没攻城，唐生智便逃之夭夭……最后只有他黄浩然带着一帮残兵败将死守南京，还取得了几场胜利，救了不少百姓。这才让达令你在政治上有了喘息之机……”
夫人的这番话将最高当局带回了1937年年底那段最黑暗的日子。的确，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黄浩然是最高当局眼中唯一的光亮。孤军守绝地，这样的人如果还不算忠，确实说不过去。也正是由于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忠勇表现，最高当局之后才会送给黄浩然一番锦绣前程。
注意到最高当局在不由自主的点头，夫人知道她又说到了最高当局的心坎里，不免有些小窃喜，其后说话的音调也稍稍高了些。
“其二便是此次武汉会战，黄浩然不仅自己立下战功，还到处帮衬其他将领。没有他把部队顶在最前面，武汉的大门丢的会更快；没有他让部队支援薛岳，万家岭大捷能不能成真还得两说；至于拿自家物资补充友军的事情，黄浩然从始至终都没少做。就连受伤中毒后第一件事也不是急着医治自己，而是要求部下保密，不要影响围歼第27师团的作战。甚至在发给达令的第一封电报里，连自己中毒的事都没有提……如果这样的人都不算忠，那政府里面恐怕全都是些奸臣了！”
夫人觉得她已经说了足够多的理由，依照黄浩然的表现，绝对配得上一个“忠”字。
听完了夫人的这番话，最高当局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似乎并没有被说服，他很低的声音说道：“夫人说的很对，黄浩然对国家民族是忠诚地……也忠于他的军人身份……只是，我更希望，他还能忠于我……只是忠于我……”
这几句话彻底暴露了最高当局的内心世界。孝悌忠信四个字中的“忠”其实是指要尽忠国家，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忠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