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源这个组长不算是行政职务，局长、副局长是上级任命的领导干部，白纸、黑字、红公章，在档案里放一辈子。而组长只在于局领导的一句话，让你干也行，不让你干也可，不用报批，不走形式。说白了，组长与其他参谋一样，是“革命群众”，不是“领导干部”。
张广源已经四十八岁，是个老参谋，心里什么事情都明白，看到与自己资历差不多，甚至比自己资历浅的同事，一个接一个地走上领导岗位，有时候心里也有一种酸楚的感觉，但多数时候还能够坦然面对，不攀不比，脸上不发烧，心里不着急，依然把一个只有四个成员的小组组长干得得心应手、恰到好处。
张广源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只要不是在外边出差、开会，星期六或者星期天都要到办公室去一趟，本周没办完的事情处理一下，下周准备做的工作梳理一下，这样的双休日才过得心里踏实。
星期天的上午，张广源一进办公室，就看到陈文铭坐在办公桌前用微机打字，便奇怪地问他：“你星期五不是帮小晨把材料都搞好了吗，又在这里忙什么？”
陈文铭转过身来，对张广源说：“我想把下周随王部长出差要去的几个下属单位的基本情况综合整理一下，明天先呈给首长看一看。”
“出差的事先别着急，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可以等一等。星期天没有急办的事情就好好休息，你与我不一样，我是天天与老婆孩子在一起，你与老婆孩子周末才有机会相聚，有的人是‘两地分居’，你们是‘一地分住’，我总觉得，一家人不经常在一起生活，建立不起来感情。我老婆没有随军的时候，我儿子每次见了我，开始几天连爸爸都不肯叫，好像我是进驻他家的‘军代表’。”
“我看你儿子现在与你感情挺深的。”陈文铭说。
“他是四岁那年才和我爱人一起随的军，刚来部队时，我不知道怎么样与他在感情上沟通，不听话了就揍。我那个儿子有意思，刚开始的时候，我一扬巴掌他就拼命地哭喊，弄得我不好意思下手。到了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倔犟性格就显现出来，抗击打的能力非常强，不论你怎么揍，都是一声不吭。有一次他在学校考试没考好，我又揍了他，他揉着红肿的屁股对我说：你这个学期一共打了我九次屁股。我说：老师布置什么作业你经常记不住，我打你几次你记得倒是很清楚，我今天再打你一次，凑个整数，让你记得更清楚。儿子咬牙切齿地说：你使劲打吧，等我长大了再跟你算账！听了儿子这句话，我站在那里楞了半天没缓过神来，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他，不再以‘家长’的身份管教他，而是学着以‘朋友’的身份对待他。”
“实践证明，打孩子是失败的教育方法。”陈文铭说，“但是，咱们局是综合部门，大事多、急事多，首长直接交办的事情多，让人天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工作压力非常大，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太多的耐心教育孩子。”
张广源点点头说：“你说的对，要不然，有的人也不会说我们局是‘夜总会’——夜里总开会，不是研究工作就是讨论材料。”
“不过，工作忙不能成为推脱教育孩子责任的理由，我准备把儿子从他姥姥那里转到咱们这边的学校上学，与柳絮两个人想办法接送，孩子已经娇生了，不能再惯养。”
听陈文铭说到这里，张广源说：“我同意你的说法，觉得晨钟这小伙子就有一些娇生惯养，有些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有人对我过说他是高干子弟，我问过晨钟，他说他的父母都是一般干部。现在调到机关来的干部子女和有特殊背景的人比较多，咱们组有个郑罡就够了，要是再来一个‘公子哥’，可真是让人受不了。”
“张参谋，这个问题要区别对待，什么事情都不能一